1938年，杨得志在担任115师685团团长一职时，他带领部队深入吕梁山区，迅速在晋西南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在那段充满挑战的日子里，杨得志及其部下频繁开展秘密侦察任务，他们常常装扮成普通农民，潜入日军管辖区以获取情报。当地的村民们通常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有的人甚至主动要求担任向导。

杨得志渴望寻得一处理想的地点，以重现平型关大捷那样的伏击战术。但实际情况是，日军大多龟缩在防御坚固的堡垒中，鲜少外出活动，这导致伏击计划屡屡受阻。自春至秋，部队几乎没有实战的机会，这让杨得志内心焦急且束手无策。

一次常规的侦查任务中，夜幕降临，队员们皆感饥饿难耐。鉴于当地居民的贫困状况，杨得志不愿给他们增添负担，便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一元钱，让向导代为采购一些鸡蛋以解决饥饿问题。

不久，向导带着他用一块钱买来的十公斤鸡蛋回来了，这些鸡蛋足够杨得志和侦察员们暂时果腹。多余的鸡蛋被送到了炊事班，以备将来使用。日子一天天过去，杨得志和他的队伍与当地百姓逐渐建立起牢固的友谊。闲暇时，他们会到村民家里做客，与村民交谈，分享彼此的想法。

一次交谈中，一位热心的同乡向杨得志提及，是否愿意帮忙物色一位伴侣。起初，杨得志以为这只是句轻松的调侃，便随意地回应：“也好，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对象，那就非常感激了。”

令他惊讶的是，那位同乡表现得极为诚恳。待到杨得志再次到访时，一名端庄的女子和她的父亲已经在那里等候。这位女子不仅容貌端庄，还拥有不错的学历，在当地以才貌双全著称。杨得志对她颇有好感，两人初次见面便心生情愫。

情感之路遭遇了阻碍。女方父亲坚持索取一百元的聘礼。在那个时代，对一位共产党团长而言，这笔数目堪称庞大，就连十元也筹集不易。面对困境，团政委吴文玉提出以数百斤粮食作为替代方案，并安排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前去劝说。尽管这位长辈努力斡旋，女方父亲仍坚守要求现金的立场。

这段情缘最终受限于经济状况，未能开花结果。不久后，杨得志调任344旅副旅长，离开了晋西南。他留下了一段未完成的感情，以及对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定誓言。

新中国成立后，杨得志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他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区指挥官，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持续担任此关键职务。这既源于他出色的个人能力，也离不开主席对他的高度信赖。在不少重大公开场合，主席都曾对杨得志的功绩和才能给予肯定。

回顾红军长征那段艰难历程，杨得志凭借出色表现赢得了主席的深切信赖。湘南起义之后，杨得志开始了他的军旅征途。在井冈山的战役中，他展现出英勇的战斗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凸显了英雄气质。在那些极为不易的环境下，他接连经受了重重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杨得志与主席来自同一个家乡，这令他们之间的交流充满亲切感，犹如亲人久别重逢。在长征路上的一次重要会面里，主席特地探访了杨得志所在的团部。

在发现一碗梨稍显不新鲜后，主席问是否备有辣椒粉，以满足他对辣味的喜好。杨得志随即吩咐人去炊事班拿来辣椒粉。接着，主席亲自示范了辣椒粉与梨混合的食用方法。这种独特的吃法让两人在一个轻松的氛围中一起品尝了梨子。

1935年5月24日，杨得志及其部队到达四川安顺场的大渡河畔，其英勇行为尤为显著。彼时，他们面对的是“铁索横跨、河水冰冷”的艰难环境，以及翼王石达开部队曾在此地全军覆没的沉痛教训。在此情境下，杨得志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谋略与无畏的勇气。

他初步击败了敌方的两个连，保障了红军的安全无虞，并顺利夺取了用于渡河的船只。接着，他组建了一支17人的渡河突击小组，亲自指挥他们在密集的炮火中勇敢横渡大渡河。此次行动不仅打退了敌人，还为红军大部队的渡河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屏障。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的北部与南部之间的矛盾升级，最终全面爆发战争。中国政府作出决策，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他肩负起领导重任，指挥部队前往战场，确保国家领土不受侵犯。

彭德怀正在朝鲜前线积极指挥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杨得志原本在西安忙于军务管理。他突然收到了一份由毛主席亲笔签发的加密电报。电报指令他立即行动，带领第十九兵团赶往山东集合，并随时做好渡海进入朝鲜的准备。

杨得志即刻返家，与配偶申戈军讨论后续计划。申戈军不仅是杨得志的长期战友，也是他的生活伴侣，既支持着他，又兼任政治工作和秘书职责。她明确表态，决心随同前往。

虽然杨得志屡次建议申戈军留在家中以确保她的安全，但申戈军坚决要求随行。她表明，自己不仅是杨得志的妻子，同时也是一名党员与军人，有责任与他一同前往前线。

杨得志未能说服申戈军留下，最终同意她一同随军出征。出发前夕，夫妻俩决定把三个年幼的孩子交给组织来抚养。到了分别的时候，尽管申戈军泪流满面，但她很快调整心情，为了更重大的使命，毅然决然地与杨得志踏上了征程。

抵达山东省后，杨得志很快被通知前往北京，以接收新的战略部署。在北京中南海，他与政治委员李志民一同向总部汇报了兵团的部署变动，并认真听取了朱德总司令对战场形势的全面分析。朱德向他们转述了彭德怀的高度赞扬，并特别指出第19兵团将被调往前线。杨得志和李志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并承诺将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朱德借用了古人的说法：“战争虽百年难遇，但每日皆需谨记防备。”以此来突出准备战争的重要性。这促使杨得志和李志民在朝鲜战场上更加坚定了他们全力以赴的信念，他们发誓要在战场上为国家争取荣誉。

1989年，对杨得志而言是极为沉重的一年，他深爱的伴侣申戈军在这一年离开了人世。申戈军的离世，给这位历经无数战争洗礼的杨得志带来了深刻的哀伤。他们曾是战场上的战友，共同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携手迎接了和平的时光。

申戈军的突然去世，给杨得志造成了深深的伤痛，这份伤痛难以愈合。面对伴侣的离世，杨得志选择将更多的注意力和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希望通过繁忙的工作来减轻内心的悲伤与空虚。他的工作表现和投入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每当夜晚降临，对妻子的思念依旧如潮水般涌来，难以抑制。杨得志的生活依旧在继续，但每当夜深人静，他对妻子的怀念便让他感到深深的孤独与无力。

1990年春，杨得志与石莉首次相逢，彼时他们分别是79岁和55岁高龄。尽管步入晚年，两人均展现出极佳的精神风貌与体态，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石莉的外貌让人难以相信她已年过五旬，更像四十多岁；而杨得志，尽管逼近耄耋之年，看起来也只有五十岁上下。

这种外在显现的年轻态，并非夸大其词或情感美化，而是源自旁人的客观观察与评价。杨得志的下属经常称赞他那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以及不变的外貌特征，即便时光荏苒，他的面容与风度仿佛能够抵御岁月的侵蚀。这样的说法也意味着，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大约二十四岁的年龄差距，但从外表观察，这种年龄差异并不那么明显。

杨得志与石莉初次相见时，石莉对他的称呼“领导”让杨得志稍感不解。这样的称谓一般是军队中上级对下级的用法，但石莉并非他的直接下属。对此，石莉进行了说明，她表示自己过去曾是文工团的一员，并且在1950年那会儿，就已经算是他的“同事中的晚辈”。

石莉回想起十五岁那年，她参与了文工团的演出活动，担任舞蹈演员，前往前线为士兵奉献表演。那时，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频繁现身各类联欢场合，他体格健壮，嗓音浑厚，给正值青春的石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直至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石莉通过电视荧屏再次见到杨得志时，才确切知晓了他的姓名。

那次安排的见面，其实意在为杨得志寻觅一位能共度晚年的伴侣。交谈间，杨得志坦率地向石莉吐露心声：“我的孩子将来定会敬重你，我也会给予你应有的尊重。”这番诚挚的话语深深触动了石莉，她感到心跳不禁加快，却又难以言表内心的激动，只能连连点头，以示赞同。

1990年4月30日，两位新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领取了结婚证。婚礼的筹备工作主要由杨得志的秘书负责，但整个法律流程却非常严格。除了贴上新人的合照外，还要求他们提供指纹信息，以确保所有环节都符合法定要求。

婚后，石莉细心照料着杨得志，她坚定地告诉他：“只要你健康长寿至百岁，即便我七十岁，也会陪伴在你身边。无论是在这个现实世界，还是未来，我都将是你不变的伴侣，守护着你。”尽管他们的共处时光有限，石莉的承诺与关爱始终如一，她通过实际行动履行了结婚时的诺言。

结婚后，两人常在宁静的夜晚交流各自的梦想与愿景。石莉轻声对杨得志表达愿望，她期盼他能健康长寿至百岁，自己会一直陪伴在他身旁。杨得志对于寿命问题较为保守，但仍被石莉的真挚情感打动，时常以玩笑的方式回应她的期望。

杨得志的子女对这段关系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值申夫人去世满一年的日子，全家人聚集在骨灰盒旁进行悼念，此时，杨建华面对母亲的遗照，明确表达了对石莉的接纳与欢迎之情。

为了提升杨得志的体质，石莉建议开展一系列国内游。他们从东北出发，一路南下至广州、珠海，接着前往山东与上海，走访了多个城市。每到一地，两人都热心参与当地的各项活动，与民众亲切交流，并拍摄了不少合影，以此铭记他们共度的欢乐时刻。

尽管旅行曾短暂地让杨得志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他的病情还是慢慢加重了。从最初在家静养，到后来不得不转至301医院接受治疗，他的身体状况持续下滑。在这一整年的时间里，石莉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在他身旁，无论是处理日常的起居生活，还是在医院度过漫长的日日夜夜，她都始终坚守在侧，未曾有片刻的离开。

从1994年开始，杨得志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经常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石莉因此深感忧虑，面容日渐消瘦。尽管杨得志多次劝说她回家放松一下，石莉依然固执地选择留在医院陪伴他，不肯离去。

杨得志晚年时期，石莉始终陪伴在他身旁，未曾离开。尽管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仅四年之久，但这四年却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片段。石莉通过她的坚守与关怀，使这段时光成为了难以替代的温馨与扶持。

杨得志与石莉共度的日子里，虽然充满了匮乏与挑战，但两人深厚的情感和相互扶持，使这段时光变得意义非凡且充满温暖。他们坚守在一起，是对双方誓言的实践，也是对生活本质的崇高致敬。即便面对生命的尾声，他们的相互陪伴成为了对抗孤独与病痛的坚固堡垒。

1994年10月25日，杨得志因病离世。石莉在他身旁默默流泪，泪水滴落在他脸上，内心满是悲伤与不舍。她轻声低语，似乎在告诉自己，杨得志只是去了一个更安宁的地方，并未真正离开。尽管相伴的时间不长，但石莉与杨得志的婚姻建立在彼此尊重与深情厚意之上，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一段令人铭记的经历，展现了他们对婚姻的坚守与承诺。